这是基于理论逻辑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

全球反税基侵蚀提案（GLOBE提案）提出了四个规则，即计入所得规则、转换规则、对外支付款项征税不足规则、应予征税规则（具体内容参见子课题稿）。但是，如果经合组织主导的双支柱方案最终通过实行，这些单边数字服务税和方案预计会取消。

从2013年其发起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的15项计划（其中第一项行动计划就是解决数字经济下的税收挑战问题）开始，先后发布了多项研究报告、政策简报，2019年提出三份提案，勾画出支柱一、支柱二蓝图。识别平台销售者身份方面，税务机关可以通过公共渠道获取数据（但会涉及是否与数据保护法规冲突的问题），可与平台运营商签订自愿信息共享协议，也可以法律授权其通过平台获取数据。与出租相关的费用和平台收取的服务费及佣金可在所得税前扣除。并通过一定分配机制分配给市场国。发展标准报告立法模式。

2.澳大利亚的实践 澳大利亚针对几种不同类型的共享经济活动税收征管分别出台了一些规定。通过雇主、政府机关、金融机构等收集信息。她将边界（boundaries）与边疆（frontiers）等同起来，认为边界很少能够构建起平衡，而是处于永恒的波动状态。

从时间范围上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现代国际体系的开始。领土疆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跨越领土疆界实际上从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两方面界定了跨国史研究的基本内容。跨国史从概念的提出到具体的研究实践，在获得各领域历史学者积极响应的同时，也对不同领域的历史研究形成冲击。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研究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视野下的天下观、华夷观向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领土观、边疆观的转变。

19世纪以来欧洲民族国家成为国际行为主体之后，国家之间围绕领土展开的竞争与冲突越来越频繁，原本以天朝自居的清政府不得不面对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对内而言，文化向心力弱化，天下体系瓦解，分裂因素增强，而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形成。如果这一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能够彻底完成，也就不存在中原与边疆的区分了。

从清末、民国一直到本世纪初，几代中国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史地、边疆治理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学的建构做出重要贡献。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但旋即他又补充说，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他还进一步举例说：美国的夏威夷，与美国本土的社会形态相比，是没有太大差异的，生活在这里的美国人不会感到他生活在美国的边疆。

这里所谓的‘异质性，是指边疆与非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译者袁剑在该书的中文版前言中总结作者的观点说，仅仅将这些族群看成是野蛮人则大为低估了其社会组织的复杂性，这些游牧民族大多深知倚靠强大的中华帝国的必要性，故而往往确立一种‘外部边界战略，其与汉族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生而非寄生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边疆，经常是指文化上的边疆。

马大正总结说：在19世纪，我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边疆研究专家，编著出一大批边疆研究新著，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边疆研究的高潮，也为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也正是在直接继承了这些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四，跨境民族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大多存在于边疆地区，其分布特征正好符合跨国研究的范畴。

党梓予，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然而，这种转变又是不彻底的。

如果不能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研究边疆问题，就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存在视野上的局限性。无论是恺撒对高卢的统治政策还是朱元璋对蒙元民族的安抚政策都是以军事征服为前提的，但长期稳固的统治还是有赖于文化上的接受与认同。既然跨国史、全球史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对于我们的边疆史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将这样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用于实际研究当中呢？以笔者之见，我们至少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对世界范围内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要有总体的把握。先秦时代初步形成的华夏族群主要是一种文明形态。基于该和约而形成的概念和内容，尤其是主权国家的概念，逐渐成为国际法和世界秩序的中心原则。这也是本尼迪克·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要表达的观点。

其次，成熟的民族国家原则上应该由认同这个国家的公民共同体治理，不仅完成了从臣民到公民的过渡，而且用同一性管理取代了差异性统治。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让中国的边疆研究更具有说服力，要构建中国的边疆学，就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和研究边疆问题。

已有国内学者注意到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清廷君臣既然缺少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认知，也就不知道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他们在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1858）和《北京条约》（1860）的态度中即可见一斑。

入江昭、蒂勒尔等人的前驱研究为不同领域的历史学者提供了视野、方法上的启示。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与陕西毗邻，与山西、河南也相隔不远的四川也会被看作边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如果说地理边疆的扩张依靠的主要是军事征服，在冷兵器时代并不总是能代表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明程度，那么文化边疆的扩张则可以通过包括朝贡体系、贸易往来、知识传播、民间交流等多种途径来实现，有时甚至与军事征服逆向而行，高端、成熟的文明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武力征服者同化，就像人类历史上蛮族入侵罗马、蒙元满清征服中原之后所发生的那样。过去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该可以成为中国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而近年来一批优秀成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在向跨国视野和全球眼光转换。诏书到日，悉安所居，无自惊扰，以废耕牧。而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的欧美各国，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并最终影响到中国的领土与边疆、前途和命运。

就中国边疆史来说，在逐步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边界发生了数次重大改变，再加上动荡的国内国际形势，造就了边界沿线不少跨境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其中也包括生活在境内境外的汉族华人。19世纪中期以降，随着维也纳体系的确定，德意志和意大利以民族国家为目标而完成统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成分的世界格局，为跨国史研究创造了基本条件。

而要探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背后的原因、后果和解决之道，只靠一边的单向的信息以及据此做出的研究努力是不够的，这就需要跨国史的眼光和资料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说服力的论证。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疆土的扩张所依靠的主要是文化的自然伸展，鲜有西方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大规模的战争和征服。

杨明洪在文章中引用特纳的话说，当代美国是没有边疆的，边疆只存在于美国历史中。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对于边疆研究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认定的以领土和边界为标志的民族国家行为体和与之相关的国际关系准则是17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还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存在。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别一直是相对而言的，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汇过程中一种动态的文化对峙。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历经黎塞留和马扎然两位红衣主教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封建贵族的努力，再加上1789年的大革命与后来的拿破仑战争，法国才演变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繁荣发展重新展示出中华文明的持久魅力，也让中华民族增强了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唯有用跨国史的视角、方法，才能保证跨境民族历史考察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除此之外，对边疆最早的系统研究还应包括美国地理学家艾伦·丘吉尔·森普尔（EllenChurchillSemple）。马大正据此总结说：‘华夏一词首先主要是因文化的差异而出现的，当时接受西周分封的诸侯国都包括在华夏之内，统称为华夏，以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夷、蛮、戎、狄相区分。

其内容主要包括：每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和国内事务拥有主权。杨明洪在概括边疆的属性时指出，人们经常谈论的‘边疆性，即与国家‘中心性相对应的概念。

入江昭和法国学者皮埃尔·雅维斯·索尼尔共同编纂的《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辞典》将跨国史研究时段明确为19世纪中期以后的历史，当民族被赋予权力，构成了人类政治、文化、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框架。问题在于，新的边疆历史也是历史，如果边疆一直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其历史就不会终结。